新闻刊登于2012年1月13日《天津日报》第14版

我是“农民工律师”（图）

程正芳律师

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树挪死人挪活

“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对城里孩子来说，也许知道的很晚。即使知道了，也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对我们乡下孩子，虽然不知这话怎么说，但却都知道路边的小花、河边的小树，轻易动不得。能动的是人，这地儿不好玩了换个地方玩，这种游戏玩腻了换另外一种玩。总之，人不能吊在一棵树上，即使吊也得吊在最喜欢愿意的地方。跟您说这些的意思是回答您的问题：为什么原来想当翻译，后来又想学法律？而且还学有所成，梦想成真。我想，自己对自己志向选择的调整，就源于这种心态。

2003年高考落榜，与本科线差十来分，主要差在了外语上。如果在城市，我可以上大专或高职，但在我们江西老家，只有本科才算大学，专科从来不算。所以，父母也不愿意出那么多钱，让我去读在他们看来不是大学的大学。说实话，对高考落榜，我和家人都没那么大压力，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一是我自己也没那么玩命学；二是周围能考上大学的孩子很少。说实话，人们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甚至连大学的梦都没做过，所以都认为上不了大学正常，上了反倒异常。就说我家，上面的一哥一姐全都没上大学，哥在广州打工，姐在宁波打工，生活得还都可以。

我记得当时也没觉怎么难过和绝望，只是一下子不去上学不看课本，感觉闲得慌。于是，就跑到广州找我哥，一是想玩，二是也想干点事，毕竟这么大了，不能养爹妈，也不能让爹妈总养着。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江西老家，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知道城市的夜晚比白天更热闹……我哥在建筑工地打工，我跟着他干了三个多月，对他们的生活有了全面的了解。于是，我问自己：“这是你要的生活吗？”答案不说您也猜到了，肯定是“不”。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我在街头报摊上看到大连翻译培训学院招生的广告，心里一动，又想起拖了高考后腿的外语，自己跟自己赌气说：“再学外语，不仅要拿下它，而且还要考个翻译证，做个专吃外语饭的人。”回工地后，我把想法跟哥说了，他又打电话跟我姐和父母商量，主要商量的是两万元学费问题。结果是，他们分别拿一部分钱凑学费，哥和姐那份算是“借”，爹妈没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们的钱来得更不易。

带着钱也带着决心，我只身来到大连上学。说实话，当时同学多半是富家子弟，他们与其说是来上学，不如说是来泡妞、上网，他们看不上我这个“土包子”，我也跟他们凑不到一堆儿。再加上我知道自己是干啥来的，所以从到学校那天起，我就珍惜每一分钟。可以说，当时我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早晨第一个到树林大声朗读的是我，晚上最后回宿舍的也是我。与此同时，我还和学校里的老外们广交朋友，甭管是外教还是留学生，只要不是中国脸，我就主动搭讪，就是想找机会练口语。别说，后来还真交了一批老外朋友，直到今天还有联系。他们教我外语，告诉我他们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历届首脑、名人故事。我教他们中文，讲我学过的中国历史知识。后来，有同学笑话我说，你自己的普通话都说得不怎么样，还教老外，岂不是“误人子弟”。我一听心里不服，但又觉得人家说得没错，于是下狠心每天中午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学两小时普通话，一字一句学、说、练。今天我的普通话能说成这样，全是那时的功夫。

再回来说学外语，我以为自己不惜力气下苦功，就能把外语学好。没承想，当时有不少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不是学习外语，是操练外语，跟当兵出操喊口令似的。”这话啥意思？当时我弄不明白，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比赛，总也进不了名次，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自身的条件不适合当翻译，尤其是做同声传译。”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挺难受，因为我就是奔着同声传译去的，但痛定思痛觉得老师说得不是没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就像不是所有人努力都能跳芭蕾一样。不过，虽然我没条件当同声传译翻译，但所学的外语在后来的工作中也用上了，比如我当了律师后，一些国外的律师到我们所参观、交流，我就当了全程的义务翻译，让主任很惊讶，夸奖我说，“艺不压身”，知识面有多宽，生活的路就有多宽。

2005年7月，跟哥在广州打工的嫂子遭遇车祸，我从大连赶去广州。嫂子是被摩托车撞的，医药费花了两万多，但对方也是打工仔，只能拿出8000元。当时我跟哥找律师打官司，到律师事务所一看，请律师起步价1200元，然后按赔偿金额10%收取律师费。当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当律师也太“牛”了。既然老师说我学外语没前途，为什么我非要在那棵树上吊死，也许当律师我行呢。这么着，一回大连我就给自己作主，放弃了翻译培训学院还没上完的外语课，拿着学校退还的一部分学费，搬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苦学但不傻学

搬到辽宁师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那个新的梦想——当律师。当时我上网查了一下，得知要考律师证，必须有大学本科学历。也就是说，我必须拿到本科毕业证，才有资格参加全国司法考试。我对自己说，没捷径可走，先攻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历吧！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是自己过于简单还是过于自信，搁别人从来没接触过法律知识，连律师门也是第一次进，不可能胆大妄为地想这想那，更不可能还想端律师这个饭碗。可我当时就什么顾虑也没有，进书店把法学专业本科高自考的29本书全买了回来。29本书就是考29门课，其中专科考14门，本科考15门。2006年的4月和10月，我分两次考下8门，每科平均为82分，最高分92分。

原本没打算到天津的，后来在参加高自考时看见一条消息，天津每年有4次高自考，而且南开大学开办专门的辅导班，一下勾住了我的心思。虽然我没到过天津，但知道是大城市，南开大学又是全国名校，更重要的是天津每年有4次高自考，可以大大加快我拿下本科学历的速度。于是，我又转场到了天津。

记得很清楚，2007年3月5日，是我第一次到天津的日子，那天好像特别冷，前两天刚下完雪，西北风像看不见的小刀儿，一下下地在脸上剌。我按照大连的朋友画的路线图，直奔离南大不远的一个便宜旅馆，每月租金120元。您可能问，哪有这么便宜的旅馆？其实说是旅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倒闭企业的职工宿舍，120元租的是一张床，一个房间4张床分上下铺，可住8个人。第二天一早，我用冷水擦了把脸，就往南大跑，报了个半年的辅导班。记得当时老师讲的是《婚姻法》，正好我还没考这门。当时班上共有40多人，哪的人都有，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先上辅导班高自考拿文凭，然后再考律师证。说实话，老师讲得不错，但就是速度太慢，一次考试才开两门课程。我算了一下，如果按老师讲的进度，剩下的十几门课，至少还得考两年，我等不了，一是因为花销太大，多住一天就是一天的钱；二是时间太长，我不想等30岁了才全考完。于是，我又自作主张地不再上辅导班，而是自学。那时，我天天早晨8点准时进南大一主楼137自习教室，除了喝水、上厕所出门，其余的时间全呆在里面“啃”书，晚上10点回去睡觉。

说来也怪，那时脑子特别灵，看书记题差不多过目不忘。那时我还敢牛烘烘地同宿舍的人打赌，一小时看多少章，然后互考能记下多少内容。不是吹牛，跟我打赌的人回回输，他们怀疑我脑子里有“芯片”，怎么别人记不住那么多，我总是记得八九不离十呢？其实，原因很简章，一是投入专注，二是巧学会学。比如，我读课本首先把目录全背下来，然后基本掌握每章的主要内容。完成这项任务后，认真做每章后面的思考题，直到把思考题内容烂记于心。这两样做到了，考试时出的题基本没有做不出来的，因为题再怎么变着花样出，也离不开这些内容。就这样，别人半年能考过两门就很不错，我给自己加的码是一次考4门，一年考过12门，结果全实现了。2007年，我分三次考过了12门，2008年4月又把最后甩下的一门课程考完。

考完本科高自考的内容，2008年6月我马不停蹄地又报了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就是考律师证。我算了一下，虽然当时我还没拿到本科毕业证，但7月份可以拿到，9月才考试，也就是说到时我已经具备了大学本科学历。要说这个考试比高自考还难，三大本、法条的范围，一共两千多页。我算了一下，到9月考试，我必须每天往肚子里“塞”200页的内容才行。当时在考试之前和宿舍其他参加司法考试的人打赌说自己一定能考上，他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结果真的如我所愿，一次通过司法考试。

甘愿服务农民工

可能您也知道，许多人虽然好不容易考下律师证，但真正能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并不是百分之百。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的是遇到了潘强主任。当时我是慕名而来，是抱着试试的想法而来，没承想潘主任得知我的经历后，非但没嫌我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反而特爽快地同意接受我为加盟律师。说实话，当时我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2009年12月12日，是我承接的第一个案子，委托人是一位河南来的农民工，他给一家民营运输公司开车跑长途，要起诉的人是公司，因为他被老板以“偷油”为借口，强行扣发了两个月共7000元的工资。要说这个案子不复杂，我的委托人到底偷没偷油？对方必须用证据说话，不能异想天开，凭怀疑和想象下结论。可是，对方没想到一个农民工还会去请律师，更没想到我这个律师也曾是农民工，开始对此事不以为然，想硬拖着不给谁也没辙。后来我把这个单位告上了劳动仲裁部门，要求他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我的委托人“偷油”的行为存在，但他根本拿不出，最后只得如数将扣留的工资，返还给我的当事人。

也许因为自己当过一段农民工，尽管时间很短，但我却比别人更了解农民们生存的艰难，而且觉得帮助他们打官司、讨公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前不久所里来了一对河南籍夫妇，他们说刚来津打工才一个多月的女儿，下班途中被汽车撞死了，更不幸的是司机肇事后逃逸，虽然有目击者说肇事的是一辆红色大挂车，但由于天黑灯暗没看清牌照，交管部门虽然多方调查，但也一直没有找到肇事者。16岁如花似玉的女儿，被活活撞死还找不到肇事者，可想而知这对夫妇的悲愤心情。我记得当时他们的表情很木讷很绝望，他们说在天津举目无亲，也没钱请律师，原想认倒霉回家，但又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孩子，自己也咽不下这口气。后来听别人说，击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常帮助普通百姓，潘强主任还曾替当事人举着牌子在马路上找证人，于是，带着绝望来找希望。

潘强主任鼓励我接手这个案子，虽然当时委托人表示律师费前期很难支付，但我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他们讨回应有的公道。工作从哪入手呢？这是一件车祸，肇事司机找不到，难道就没有其他途径了吗？我注意到他们讲了一个细节，女儿是在下班回宿舍途中遭遇车祸，如果我可以证实这点，受害者就能申请工伤，家属就可按国家有关规定，拿到一定数量的赔偿金。于是，我先从受害者的同伴中取证，证明受害者确实是在下班途中。接着，我又找到交通队取得了相关的证据材料，然后找到受害者打工的单位。开始企业负责人称，受害者出事不在企业，而且又是下班以后，企业没有责任。如果按工伤算，我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并得到政府部门认定。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有事先做的“功课”，所以话说得有理有据，对方无法辩驳。

接下来的任务是，为受害者申请工伤。为这，我先后20多次坐长途汽车到武清区，因为受害者是武清区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劳务人员，如果申请工伤必须去武清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认定。可想而知，虽然我有足够的理由，但这毕竟涉及数额较大的赔偿金，不可能很快有结果，这种心理准备我有，所以一次不行两次，十次不行二十次，我相信最终会有结果。果不其然，最后有了说法，受害者父母拿到了40多万元的赔偿金。那天，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心里也挺难过。我在想，假如没有人替这些农民工出主意、想办法，假如没人为他们处理这些相关的事情，他们可能根本无法找回应有的公正。

去年，我还接手了一件赔偿案。委托人是一位黑龙江籍农民工的家属。他们告诉我，伤者一直在北辰区刘家房子一带收废品，在一次倒车时与另外一批四川农民工发生口角，对方有人用铁锤砸伤了他们的孩子，造成头部重伤。后来行凶者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但却表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原本他们想上访，后来听说我们所曾帮助过很多受害者主持权利，于是抱着试试的想法来了。通过他们的陈述，我感觉到由于委托人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比较严重，家属多次表示要去上级机关上访解决本案，是因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该案就可能造成一个持续的上访案件。于是，我找到一位四川籍律师合作办理此案，让他通过乡亲这个渠道，向对方讲明相关的法律条款，告诉他们及时赔偿受害者，在量刑上会有帮助。就这样，我的委托人终于获得了7万余元的赔偿，同时一场可能产生的上访案件，也消除在萌芽中。

现在，我每天的工作特别多，但感觉心里很充实、很快乐，因为能为别人特别是能为农民工们服务，对我来说是愿望也是责任。潘主任常对我们说，当律师就得站在法律一边，帮助弱者、服务百姓，其实这也是我的追求。

感受讲述者：

奋斗的人生才充实

尽管已是一名正式律师，尽管普通话说得十分纯正，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与城市年轻人的区别。区别在于他神情中的朴实、工作中的执著，还有乡村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开口高门大嗓，大到未见其人已听其声；走路连跑带颠，快到一年四季脑门淌汗。也许在别人看来，他身上还带着“农民工”的影子，还带着鄱阳湖畔放牛娃的汗味儿，但击水律师事务所潘强主任说，他喜欢的就是这小伙儿身上的“原生态”，深信当过打工仔的人，一定会为农民工讨公道。当然，他还愿意为有志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成就自己的空间。所以，三年前当这位通过高自考拿下法律专业本科学士学位，通过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证的“农民工”，站到潘强主任面前，诚恳地表示想成为“击水人”时，被感动的潘强主任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于是，津城的律师“舞台”上，多了一种别样的风采。

说实话，今年只有28岁，平头圆脸、眼小眉短的他，看上去还像一个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乡村毛头小伙儿，单纯而平凡、快乐而阳光。但实际上他的经历，远比想象复杂得多、艰辛得多——从江西鄱阳县的高考落榜生到广州市的打工仔，从大连翻译培训学院的自费学员到天津南开大学高自考培训班的自费生，再到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律师，跟着他的讲述一路走来，可以发现苦学不如会学，受苦不如吃苦。聪明会学，让他两年半通过高自考的专科、本科和最终的司法考试，拿下本科毕业证与律师证；主动吃苦，让他一步一个台阶，实现了从水牛脊背到律师舞台的转换，他用自己的默默奋斗说明：不变的是天地，可变的是自己。

更可贵的是，他不回避自己农民工的身份，虽然满打满算他只当了三个多月的打工仔。而且还挺自豪地讲了一大串儿时的调皮捣蛋，如何耍小聪明打败比自己高大的对手，如何赤条条救起落水的小伙伴。他说在鄱阳湖边长大的孩子，都是属“鱼”的，好像生下来就会游泳，夏天除了上学、睡觉，多半时间在水里玩，如果父母找他们，差不多都得到水里去“捞”。而且他的淘气，比别的孩子多一个更字，只不过他淘气归淘气，学习成绩还不错，高考时因英语成绩拉了后腿，距本科录取线只差十多分。于是，跟自己较劲，当了三个月的打工仔后，找爹妈和哥姐“借”了两万块钱，跑到大连非要把自己打造成个翻译来。说到这，他笑了，笑出了骨子里的调皮。

此刻，坐在面前的他，看得出谈吐有些拘谨但却不自卑，举止有些修饰但却不做作。给人的感觉是，虽然相貌比同龄人年轻，但思想却比同龄人成熟，那种在城里已经绝迹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已为人夫的他，虽然只能给妻子一个租来的“家”，只能给妻子买一张乘公交的城市卡，但一样能给妻子带来温暖与关爱，带来满足与快乐，因为他们明白不断奋斗的人生才充实，小鸟衔泥般筑建的家才浪漫，好日子都是过出来的。

两个多小时的讲述，让时间变得很快，虽然内容苦辣酸甜，但在他的嘴里都幻化成了情趣与故事，都带着一种金钱无法买到的滋味。那天，阴沉的天空没有阳光，被玻璃幕墙密封的办公室原本显得格外寂静，但他快乐的笑声和年轻的笑脸，给办公室平添一种灿烂与活力……

新闻编写：尹敬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