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2年10月10日第6版【案情介绍】王某和李某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某车辆受损。交管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王某因正常生活需要，在车辆送修期间租车代步，产生租车费3000元。王某持租车费用凭证找李某报销，但双方就该项费用是否在赔付范围产生争议，协商无果。因此，王某将李某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那么，王某的租车费用请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吗?【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赵督律师认为，王某租车费用系因事故所造成的合理损失，其请求能够得到支持。首先，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本案中，王某在事故车辆送修期间租车代步产生的费用属于因事故所产生的间接损失。其次，王某可以向李某索赔哪些损失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二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通常情况下，因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合理损失，符合上述情形的，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本案中，李某承担事故全责，王某无责任，且王某系在车辆维修期间租车使用，产生的租车费属于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属于侵权人赔偿范围，法院应予以支持。律师提醒司机朋友，安全无小事，驾驶需谨慎。在发生事故后主张租车代步费用的，一定要妥善留存正规修理厂的维修明细或证明，同时，从合法正规的租赁公司租赁车辆，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保管好租车费支付凭证及相应的发票。另外，租赁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品牌、档次、类型应与被损害的事故车辆基本一致或低于被损坏车辆，以便顺利维权。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2年10月14日第6版【案情介绍】2010年，刘某和张某经法院调解离婚，2岁的婚生女小刘由父亲刘某直接抚养。2012年，刘某和李某登记结婚，此后，小刘一直跟随生父刘某和继母李某生活。2021年6月，刘某去世，李某不愿继续抚养小刘，便将她送到了生母张某处。张某非常不满，要求李某支付小刘的抚养费。那么，李某是否应当支付这笔费用呢?【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李春静律师认为，李某无须向张某支付小刘的抚养费，理由如下：首先，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可见，履行抚养义务或支付抚养费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其次，继父母子女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姻亲关系，在法律上不当然产生父母子女关系，在亲生父或母与继父母离婚或亲生父或母死亡时，姻亲关系随之解除。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成立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产生与亲生父母子女一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这种拟制血亲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源于继父母自愿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的行为，从而产生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及相互之间继承权等权利义务关系。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并非法定义务。再次，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虽然因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在双方间成立法律上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但并不影响继子女与其生父母之间因血缘而产生的亲子关系，更不免除其亲生父母的抚养义务。综上，生父母死亡后，生父母与继母或继父的婚姻关系终止，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姻亲关系也随之终止，双方之间失去了继续维持抚养教育关系的基础，此时，继父母不愿继续抚养继子女，而继子女尚有其他抚养人的，应当允许。法律拟制血亲关系因继父母不再对未成年继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消除，双方间不再存在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具体到本案，刘某去世后，其与李某的婚姻关系终止，李某与小刘之间的姻亲关系随之终止。当李某不愿继续抚养小刘时，双方之间的法律拟制血亲关系消除，李某不再负有对小刘的抚养义务，小刘应由其生母张某继续抚养。

文章发表于《天津工人报》2022年9月21日第3版【案情介绍】2021年5月10日，何女士与某房屋中介公司签订《独家销售定金合同》，约定何女士独家委托该公司销售其房屋，中介公司向何女士支付购房定金5万元，违约方须支付违约金20万元。同年9月，何女士通过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联系到买家，双方绕过中介公司私下完成了涉案房屋的交易，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中介公司得知此事，向律师咨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向何女士索赔吗？”【律师解答】中介公司可以向何女士索赔。中介公司可以要求何女士返还双倍定金。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有关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此案中，何女士在收取了中介公司购房定金5万元之后，私下与买家完成了涉案房屋的交易，致使其与中介公司签订的《独家销售定金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当向中介公司返还双倍定金10万元。中介公司也可以要求何女士支付违约金。《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案中，何女士绕过中介公司与买家私下完成涉案房屋的交易，系违约行为，中介公司可以要求何女士支付违约金20万元。那么，中介公司能否同时索要双倍定金和违约金呢？答案是否定的。《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独家销售定金合同》既约定了定金，又约定了违约金，但两者只能择一适用。也就是说，中介公司可以要求何女士返还双倍定金10万元，也可以要求她支付违约金20万元，但不能要求她既返还双倍定金又支付违约金。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何女士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联系到买家，并与其私下达成房屋交易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合同约定，还违背了民法的诚信原则。《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诚信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有公民都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并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做到善意不欺、恪守信用，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国家利益，以促进诚信社会的建设。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 李密供稿

文章发表于《天津工人报》2022年9月21日第3版【案情介绍】2020年9月，张某入职某公司，岗位为项目生产经理，基本工资为每月10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张某提供劳动至2021年7月。自2021年1月至7月，公司拖欠张某工资6万余元。而此前的工资虽已发放，但均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以个人名义向张某转账。另外，张某在其他公司缴纳社会保险。2021年12月，张某以拖欠工资为由起诉公司，法院认定“双方已形成用工关系，但是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张某遂又起诉公司及王某，要求共同支付被拖欠的劳务费。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与原告张某存在劳务关系，应足额支付拖欠劳务费，公司法定代表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律师解答】《民法典》第五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债权或者连带债务，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更无连带给付的约定，所以如果不能提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应当连带给付劳务费”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那么法院极有可能判决只由公司给付劳务费。据张某获悉，公司基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定代表人王某则有给付能力。所以，律师代理本案的侧重点便放在如何论证王某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诉讼期间，律师查阅了张某工资账户交易明细，确认其自入职以来每笔工资均系被告王某以个人账户向其转账，并备注当月工资。在与张某协商沟通一致的基础上，律师向法庭申请调取王某用于发放工资的账户交易记录。经过详细查阅，发现王某发放工资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无任何一笔来自公司转账。王某除了向张某转账支付工资外，还向其他员工支付工资。此外，王某在微信群中多次点对点向张某指示工作。所以，律师主张以上为王某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本案中，王某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难以区分边界不清，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张某利益的情形。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王某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2年9月16日第6版【案情介绍】男子张某婚内出轨，出全款为女友小王购买了房屋，登记在小王名下。双方分手后，张某到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该房屋的产权归自己所有。败诉后，他转而声称小王是借他的钱买房，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要求小王返还购房款，那么，他的主张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安刚律师认为，张某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购房款，但在起诉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败诉后，又另案起诉民间借贷，法院不应支持其主张。首先，张某和小王就涉案房屋形成赠与关系。张某未经配偶同意就为小王购买房屋，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配偶的合法权益，而且，该赠与违背公序良俗，应依法认定赠与行为无效，法院可判决小王返还购房款。该诉讼的原告既可以是张某，也可以是张某的配偶。其次，张某之前起诉主张房屋的所有权，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恰当的。因为，张某和小王之间并无“以张某为出资人，以小王为名义权利人，由小王代持房屋”的约定，所以，张某主张的“房屋系自己实际出资购买，虽登记在小王名下，但自己系实际权利人”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张某起诉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败诉后，又另案起诉民间借贷，律师认为法院不应支持其主张，理由如下：1、民事诉讼中有禁止反言的规则，即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行为时，应对自己以言词做出的各种表示负责，不得随意做出否定在先言词的言论或行为。在确定房屋所有权的诉讼中，张某主张其自行出资购房，是房屋权利人，而他要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改口称自己并非房屋权利人，而是借钱给小王买房，两种说法前后矛盾。2、张某另诉民间借贷案件，需要提交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而事实上，他是直接向房屋卖方支付房款，并未向小王交付款项，结合之前在房屋所有权诉讼中他陈述的是自己买房，所以，法院应当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律师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维护文明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本案中的赠与关系认定为无效，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情介绍】李某系某公司职工，为丰富职工的生活，公司组织了羽毛球比赛。然而，在比赛时李某不慎摔倒并造成胳膊骨折。随后公司同事们立即将李某送往医院治疗，李某经治疗二个月后康复出院。出院后，李某向公司申请认定工伤。公司认为，羽毛球比赛是工作之外的休闲活动，李某受伤的地点不在工作岗位，也不是工作时间，不应该算作工伤。那么，李某的受伤是否属于工伤呢？【律师解答】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在认定“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时，不仅仅是指在单位中的工作，只要是用人单位给职工安排或组织的与工作或单位利益有关的各项任务、活动，都可以视为工作。其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关于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受到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的请示》的复函（国法秘函〔2005〕311 号）中规定：“作为单位的工作安排，职工参加体育训练活动而受到伤害的，应当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关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认定为工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可见，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比赛时受伤，可以视同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一项活动而受伤，应当视为因工作原因而受伤。因此本案中，李某在羽毛球比赛中受伤，是属于在特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特定的工作原因而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律师提示，用人单位组织员工举行体育运动，应当选择安全场地，选择适用普通人员的常规体育运动，并做好安全防范。对于力量型的运动，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等，应当有专业的运动员予以指导，避免伤害事故发生。此外，单位应当积极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对于组织的场地、活动时间、运动内容均应当量力而为，如发生伤害事故，应当第一时间寻求医疗机构进行专业治疗救助，同时做好治疗期间的陪护等工作，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 潘强、张羽供稿